文 / 犁耕
1/16/2020 10:08:56 AM
“历史没有规律，社会没有规律”。是我晚年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但这个思想不是受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影响。
《历史决定论》中的思想是波普尔纯粹理性的逻辑论证的结果。我的“历史没有规律，社会没有规律”的思想，则是对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过程做出的事实判断后的结论。
（一）中西方历史各自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人用中国的三代比附西方的奴隶社会，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三代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奴隶社会并不一样。三代时期的统治者没有西方奴隶主的那种野蛮的领导权，三代老百姓也不是可以任意宰杀的奴隶。中国三代时期也没有西方奴隶社会那种观赏奴隶决斗至死的血淋淋的恐怖现象。也就是说西方的奴隶社会实质上在中国不曾有过。
（二）有人说东周列国时期是封建社会，也没有道理。封建社会是“封土建邦”，东周列国不是“封土建邦”，而是诸侯相互战争的结果，是对三代的中国割据。实际上欧洲的封建社会，统治者是“双套马车”，即由国王与教会共同统治国家。这样的社会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
（三）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历史，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仅是王朝更替史。这个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史的社会形态，是皇权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的突出特征是：
（1）在这种社会里，“贵为万人之上的宰相，与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一样，都是皇家的奴婢”。这样的官民政治身份在西方国家从未有过。
（2）“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对土地及包括矿产、森林、水利等各种资源，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国家垄断交通、冶炼、造船、陶瓷等各种大型制造业。实际上就是国有制。所以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没有真正的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任何人、包括万人之上的宰相，即便家有万贯财产，最高统治者一句话，就可以化为乌有。这种不保护私有财产的中央集权制在西方国家从未有过。西方国家的私有财产历代受法律保护，所以西方一直有私有制。
（3）从中央朝廷到地方郡县的各级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其实就是最高统治者任命。造就了各级官员都向上负责，都对最高统治者俯首听命的社会统治机制。这种机制是各级官员不可能“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因。因为官员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
（4）中央集权制社会全方位地推行“大一统”制。统一文化、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价值观、统一教育、统一的生活方式……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国民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大一统”的结果是，杜绝了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扼杀了所有的创造力与创新力，造成了没有任何生机的社会死水一潭。西方从未有过“大一统”现象，即便古罗马将基督教定为一尊，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仍然是“此生彼长，相安同在”。
（5）中央集权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并领导统一的武装力量。欧洲的封建社会邦国各自都拥有武装。这是封建社会与中央集权制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
（6）中央集权制的法律以维护君权统治为出发点。所以中央集权制的法律不是限制统治者的，是用来管束老百姓的。法律不保护老百姓的权益。西方的法律自古就有限制国王权力的条款。例如英国八百年前的大宪章，中心内容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无权自行征税。征税必须经过纳税人同意与认可。西方法律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传统。所以西方有谚：“我的破草屋，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因为破草屋是我的私有财产。我的私有财产国王也不能侵犯。
在皇权中央集权制下，最高统治者集立法、司法、行政及媒体出版等各项权力于一身。最高统治者拥有所有事务裁判的最终决定权。于是最高统治者成了真理的化身，成了人间神，成了没有任何约束与限制的至高无上。所以最高统治者即便无恶不作，也会畅通无阻；即便是个三岁小孩也能坐稳龙椅；即便是个蠢才也能号令天下。这就是皇权中央集权制无与伦比的“优势”。这种“优势”政权在西方从未有过。
中央集权制是中国人的创造，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现象，是中国政治的全部奥秘所在。这种体制，制造了人类史上最黑暗、最落后、最反动的社会。西方从未有过中央集权制社会。
（四）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突出特点是土地公有制，农村公社制。亚细亚生产方式除了有利于统治者统治老百姓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是一种低效率、低效益、落后的生产方式。但这种生产方式在西方没有出现过。
（五）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成为意识形态。严格说中国文化里没有真正的宗教。中国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是世俗文化。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宗教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主宰。所以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实质上是宗教文化的发展史！
（六）中国历史不存在“窑洞对”所说的“周期律”现象。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怎样避免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现象。其实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说法不成立。“周期律”是指：在相同的时间里重复出现相同的现象。中国历史虽然是王朝更替史，但不是“在相同时间重复出现相同的现象”：
秦朝十五年。
汉朝四百年。
三国六十年。
西晋五十二年。
东晋一百零三年。
南北朝一百六十九年。
隋朝三十七年。
唐朝二百八十七年。
五代五十三年。
宋朝三百一十九年。
元朝一百六十二年。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
清朝二百九十五年。
可以看出，王朝存世时间这样巨大的差异，哪来的什么“周期律”？所以中国历史的王朝更替不是“周期律”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历史自身没有规律可循。如果说王朝更替有什么共同点？倒是存在这样的共同点：都是暴力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王朝更替是一种暴力实现政权更替。这种暴力的出现，例如革命，例如起义，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来的规律？
至于西方历史，由于外侵，由于邦国林立，更是没有规律可循了。
（七）中国历史基本上是数千年停滞不前的农业文明社会。就是二十世纪中叶时的中国，仍然使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农业工具——农民用锄、镰、锨、镢、犁、耙、耧干活。西方历史上就不是纯粹的农业文明社会，而是农、牧、商共存的社会。所以西方没有中国这种纯粹的农业文明。
从以上概括的七条可以看出：中西方历史是大不一样的，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个明明白白的史实说明：人类历史不存在共同的规律！规律都是普世现象，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规律是可以重复的现象。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中西方历史都是各自独特的内容，不是普世的。中西方历史都是“自身的道理”，不是普世的道理。再说历史都是不可以重复再现的。所以历史是没有规律的！
大陆盛行的历史规律说，源于西风东渐引进的西方文化。西方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流行的历史规律说，都是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家闭门造车出来的伪学理论。这套理论就是广为流行的历史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看来，连普通老百姓都认为五阶段论是不成立的。是乌托邦思想家杜撰的历史神话。
可以断言的是，提出五阶段论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世界历史，特别是不了解东方大国中国的历史。仅从其知道的那点有限的西欧史，就断定人类历史的五阶段，这是很武断、很无知、很荒唐的纸上谈兵。尤为可笑的是，还有理论家把五阶段论誉为作者对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贡献。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彰显，这个“伟大的思想贡献”却在二十世纪，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灾难！问题的严重意义是，大陆人至今还动辄历史的发展规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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