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郭居士
1/11/2020 1:39:21 PM
【导语】2019年8月16日，是我51年前小学毕业时拍照纪念日。自那以后我这个年仅16周岁的少年，就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力，回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9月21日，当年的几位事业有成的同学召集同学聚会，我虽然已经步入老年，但当时社会给我人生青少年时期带来的锥心刺痛，还是不能自拔由此拒绝前往。
我的家乡即墨城，直线距离高密的东北乡不足一百华里，莫言著述中所描写的他家乡的苦难，我比他有更深刻的感受，毕竟我比他大了两岁！可惜我能遭受却不会也不能写。最近看了一直被封杀的莫言得奖颁奖词，感慨莫言先生的敢言直言，多谢莫言先生，那段历史不是都失忆啦！
2013年的8月中旬，我回东北第二故乡去寻梦，在我曾经生活过16年的吉林省蛟河县黄松甸镇，找回这张带有1968年8月16日铭记的毕业照片，距今已经整整45年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是我远逝的求学梦。后来在多少梦境中，泪水打湿了枕头，我的求学梦如影随形一般，啃噬着我的灵魂，令我终生难忘……
45年前我的小学毕业照，在这幅毕业照上，我们同学仅有25人，其实当时我们班加上经常不到校的，还有30人左右。该幅照片由于亚杰保存提供
我家世代生活的即墨古城，地处胶东半岛南部的沿海山川峡湾，一般年景无太大的自然灾害，是人们基本可以衣食无忧的好地方。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那个特殊的三年困难岁月中，眼看着邻居们不断有人饿死，当父母折腾净了所有家当，换了糊口的地瓜叶等食物后，日子还是没有转机，无奈之下，父母只得卖掉祖居换成路费，全家下关东去了东北，在长白山深处的吉林省蛟河县黄松甸公社前河大队第十生产队（一个深山沟里的自然屯，由于是长图线从黄松甸北去的第三个道口，所以称之为三道口）落户，躲避这场旷日持久的灾荒。
我是51年生人，59年我8周岁时，到了上学年令，这年秋天在即墨城关公社北阁大队已经关闭的大集体食堂里，上了不到半年小学一年级，记得到了冬天，老师饿跑了，学生也都饿得回家了。
1961年我们家到了东北以后，那里大队的大食堂当年秋天也散了伙，将口粮分回每个家庭，各自开火做饭。大约就在那年冬天已经寒冷了的某一天，父亲带上我拿着生产小队出具的证明信，到离着所在小队——三道口村5里远的前河大队小学校，前去插班上学。
当时的校主任（校长）拿来一本一年级的课本，随便指认了几处让我回答，我认答正确后，主任很满意，就这样我插班进了前河小学61年的一年班。
当时这个一年级班的学生很多，有50多人，因为前河附近的另外两个生产大队都没有学校，所以三个大队招收的学生都集中在一个班里。这些学生的家庭情况，主要由几方面组成；一是铁路上的，由于前河是一个五等小站和一个工班，职工子弟就近上学，记得一开始有十多人。铁路职工每月开工资，凭购粮证买粮，其它一些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也比农村多一些，所以这些铁路上的同学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二是前河本村的一些坐地户，在那里扎根生活的岁月比较长，底子厚，这些同学的物质条件也好一些。三是三年困难时期刚到那里落户的外流人家，当地政府给这些人冠以“盲流”的称呼，就是没在政府的计划内，自己随意流动的人员。这些人以关里山东、河北的为多，比如我们家就属此类。这些人家到了那里后一贫如洗，一切生活所需都得从头而来，这样的学生，大约占到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我们七八个不是前河本村，当时称为“山上”的其它山村学生，其物质生活更显艰难些。
我们家在十队三道口落户时，全村仅有十多户人家不足50口人，七八个孩子，学生只有三人；除了我和我二姐外，还有小队队长的大女儿李艳荣。从三道口到前河5里多的山路间，沿途有原始次生树林、有灌木丛、有砍伐林木后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基本行走在一道山梁和两条沟川之间，都是一尺来宽的羊肠小道。
这条上学之路春秋走起来还可以，冬夏天就非常的艰苦了——每当冬天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们三人虽然都是全副的冬天行头；棉衣、棉裤、棉鞋、腿绑，鞋里塞满了靰鞡草。但在深雪窝里蹚上不远后，腿绑就和棉鞋脱了节，雪粒纷纷灌进鞋里，当凉雪的雪粒接触到腿脚上的体温后，逐渐融化成冰疙瘩凝结在鞋口的周围，和靰鞡草冻结成了一起，将脚脖子处冰得通红。这些冰块缠绕在脚踝间，彻骨的冰凉令人难以忍受，一路上得不断的抠出这些冰凉的冰疙瘩……夏天虽则好些，但那沿途树木和比人高的草丛上劈头盖脸的露水，也令我们三人望而却步；每年的夏季正值长白山区草木旺盛季节，树木和路两边的草丛上每天早晨挂满了晶莹的水珠，稍一抖动就纷纷滚落下来。我们三人都是轮流着在前面扑打露水，最后面的背着书包和中午的干粮。每天虽然都是用树条拼命的抽打，但经常在我们三人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也都是一副落汤鸡的惨象了！
当年上学时的必经之路，从这条沟谷翻过顶部那道山岗之后，再下去到谷底就是三道口村。如今那些原始森林早已绝迹，所看到的树木都是退耕还林后的自然次生林或人工林。
我们这个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共换了三、四个班主任老师。到了四年级时，王淑琴老师随其丈夫由当时的蛟河县天岗小学调到前河小学，王老师的丈夫为前河小学主任（校长），她执教我们这个班，一直跟班走，和我们相处了五年（其中包括文革时期耽误的两年），其师生感情，不说是不深。
66年的夏天，本来是我们61届班毕业的日子，但是由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原因，我们的毕业期延长了。至于到什么时候毕业，当时老师和学生们都是一头雾水，谁也不知道国家要怎么办。
我们一年级时近60人的班级，蹉跎到了68年要毕业时，已经仅有一半30人左右了。这里面减人的原因，是由多方面促成的；一是其它两个大队先后有了学校，有回去就近上学的。二是有几位家庭困难的同学，回生产队劳动而自动退学。三是“文革”一起，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上课也只是学习“毛著”和“老三篇”、活页文选等，其余的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无休无尽的学农种校田上，或到各生产队劳动等与上学无关的事情中。这样有的家长虽然没有提出退学，但不断让孩子不到学校，在家帮助干一些自留地里的活儿。
四十五年前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蛟河县农村公社和大队一级的村庄，还没有照相馆，全班同学是在班主任王老师的带领下，到县城照相馆拍摄的。有关这次去县城照相，说点当时发生的小插曲——记得王老师提前没下通知（前排中间坐者），当天早晨到校后，王老师突然说要去蛟河县城照相馆拍摄毕业照，当时来说有点太仓促了，许多山上离前河远的同学都没来得及做准备，就穿着到校劳动的衣服仓促上车了。我当时也是多少天请假不到学校，那一天鬼使神差的到了学校，正好赶上了。一时来不及准备去蛟河的路费，便在由学校去火车站的路上，顺便到住在前河的大姐家借了2元钱，记得王老师说每人大约需要两元钱的费用。
2010年铁道部将一大批五等站撤销，前河车站也在其列。如今仅有的两条路轨并成了单线，当年那个小巧玲珑用本地黄花松克楞的欧洲风情候车室，也已经被拆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下关东的小脚女人，就是在这个没有站台铺满石子的铁路上，用身子偎（wěi即墨方言，意指坐着用腚与腿行动）下火车去的。
到了火车站后，范站长（后排右数第一人范会珍同学的父亲，王老师是托范会珍走的她父亲的关系）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将我们安排在后尾巴子守车上。守车虽然空间狭小，仅有两排不足十个座位，就这样我们有站有坐的，七八十里路免费到了蛟河县城。我们一共有26个同学赶上了这班车，到了县城里惟一的那家照相馆要照相时，发现河北老家的张耀强，由于脸皮薄，很不愿意出头露面，在去照相馆的路上躲了起来，同学们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无奈之下，只得缺席拍照，所以只留下了老师和25个同学合影的这幅珍贵照片！
前排左起；郑庆生、王明志、韩才、宋文浩、张成、王老师、李智生、孙起明、刘洪海、田广、王永福。中排左起；宋修光、纪福来、王志、邹德臣、马维太、周成民、纪升祥。后排左起；于亚杰、商传英、曹节兰、张玉霞、范秀芹、张桂兰、刘素梅、范会珍
当时没有赶上拍摄毕业照的，大致还有丰洪南、丁贵清、杜运莲（女）等同学。
王淑琴老师是蛟河天岗镇人，天资聪颖，蛟河县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被分配在天岗小学当教师。随其丈夫盛发文调来前河小学后，她从四年级时接我们这个班执教，一直跟到我们毕业，期间由于“文革”的蹉跎，耽误了两年时间，她一共执教我们5年，师生感情不说是不深！王老师多才多艺，每当上音乐课时，王老师都是不用音乐教师代替，自己亲自授课。她的风琴弹得好，有如行云流水一般，每当我们班上音乐课时，经常会吸引来一些男女老少村民在教室窗外听。王老师的口琴也是吹得抑扬顿挫，风生云起，以致令我们这些学子很是汗颜！如今回想起来，还如发生在昨天一样。如今照片上的我们都老了，班里最小几个属马的，如今也是60开外的人了。人生犹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今年回去寻梦和几个老同学说到少年时，真是令人神往！
照片上的25个同学，至今已经有数人去世，其中一个女的是曹节兰（后排左4）。照片中的三个男生，都是能耐大滴！一个是王志（中排左数第3人），曾经官至某林业局公安局长；纪升祥（中排右1），官至某铁路火车站站长；田广（前排右2），曾任前河大队书记。
照片上我们即墨老乡共有三人：前排左4宋文浩，即墨县长直公社小店大队人；前排左7笔者，即墨城人；中排左1宋修光，和宋文浩是本家同村。宋修光和我同年出生，都是六十三岁，生日比我多了几十天。从一年级开始，他的学习成绩虽然不怎么突出，但在人缘上活络，一直是班里的老大，在同学之间很有号召力，是同学们的主心骨，也是班里突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中学毕业后参军，复员后在黄松甸镇任职，一直生活在那里。至今召集老同学们聚会，都是他热心奔走无私奉献。
这幅毕业照，从我们多数革命化穿衣带帽和胸佩纪念章、手捧红宝书的举动上可以明显看得出；深深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火红烙印。至今在那个边远高寒、坐落于莽莽群山之中的北国山村来说，这幅具有里程碑式的前河小学六六届毕业照留念，在当地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没有这样深刻打上那个时代红色印痕的。至今同学们相聚回忆起来，还是感慨万千，百感交集。
在这幅毕业照拍摄后不多几天，我们这个六六届毕业班毕业了，在当时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下，毕业仪式很草率，没有举行任何学科的毕业考试程序，仅是校主任盛发文（兼任前河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我们教室，宣布我和孙起明两人小学毕业，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其他毕业生，全部升入黄松甸公社农业中学，也就是后来的蛟河县第十八中学。
当年对求学学子那种怪异的禁读方式，在华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可以说是旷古难逢，有幸被我赶上了。虽然数量不多，大约占到全体毕业生的百分之六左右，但对这百分之六希望继续求学的学子来说，这块心理上的创痛，决定了要伴其走完终生。从毕业那天起，多少年来求学之路一直是我梦中的漫漫之路，直至今天，在睡梦中都是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到底是谁剥夺了我继续求学的权利？是我学习不好吗？还是老师的过错？实际都不是，而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对生活在那个时期的平民百姓来说，求学权利遭到了残暴的践踏。
白山黑水风雪狂，草甸塔头乌拉长。
热炕夜听布谷曲，寄身塞外倍凄凉。
——寄调《凉州词》
1977年春天，带着我在东北第二故乡十六年的心酸梦，我们全家又返回了关里老家。回迁时曾经带着这张照片，但在后来的成家立业盖房搬迁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至今记得在整理一些老东西时，发现没有了烙印我人生轨迹的这幅照片，曾经郁闷了好些日子。
以上两幅照片为1978年春节刚过，我和三弟、五弟第一次去青岛著名地标栈桥和水族馆游玩时，由景区摄影人员用120黑白相机留下的纪念照。那时的游人很少，我们弟兄三人的行头，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烙印。
此番回去寻找少年时的梦——毕业照，好费了一顿周折。本来这一届同学就不多，多年来各奔东西南北，我与他们都失去了联系。还生活在黄松甸的几位同学，手里头几乎都没有了。毕业照上的8个女同学，如今只有7人，也是各奔东西，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当我到了前河，张玉霞同学（后排左数第4人）的二弟玉成热情招待我到家吃饭时，说起在蛟河城里的于亚杰（后排左数第1人），推测她手里可能有。当打电话一问，她手里果然还仔细保存着。第二天在黄松甸和宋修光、于亚杰会面时，她从蛟河坐车给带了过来。 四十五年了，当年照片上那些十四、五岁的毛孩子，如今都苍老了。有人说人生无痕，看到这幅数十年前有自己影像的老照片，可以无愧的说，人生有痕多感慨啊！
笔者在黄松甸与于亚杰和宋修光相聚
前河小学的教室虽然几经维修，主体建筑基本没动，还是老样子。由于没套院墙，学校一有什么光景，至今在附近住着的大人孩子还有狗猫猪鸭什么的，和我当年上学时一样，都可以一拥而入进操场当看客
学校外面的那道山岗，从前被人们开垦的光秃秃的，如今的树木又葱茏茂密了。那两个蓝色的门，最左边的那个就是我小学毕业时的教室
烟云笼罩如梦如幻般的前河村一角，我去的那几天，正逢2013年8月东北地区的大暴雨。沧桑岁月将我印象里文革时期的一些烙印痕迹，都荡涤的烟消云散啦
如今的那里，多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逃荒的山东人，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都陆续的回到了关里。那里的人烟逐渐减少后，地方政府对坡度大的山地都已经强制退耕还林，自然生态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当年那些被“学大寨”开垦为梯田，后来又抛弃的荒野山岭上，又长出了茂密的灌木林！现在还留在那里的人们，只要勤劳肯出力气，在自家的庭院或者农田里培育黑木耳，每年的收入是很可观的。
到处可见人工培育黑木耳的场地
黄松甸全境属于长白山的张广才岭高寒山区，原始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这没有人类工业污染的绿色海洋里，用当地纯净山泉水和木粉稻糠培育出的木耳，肉厚味醇色正，全国各地的商家纷纷前来采购，价格高出其它地区的很多，还是供不应求。在许多大城市的高档宴席上，和各地城乡人们的饭桌中，黄松甸木耳作为美味佳肴而美名远扬。如今那里的人们因木耳而勤劳致富，都过上了富足安康的生活。祝愿我的那些还留在黄松甸、前河的老同学，日子越来越好！祝愿已定居辽宁的王老师，生活美满幸福，安享晚年。
黄松甸这个地名，就是因为从前那里长有黄花松（落叶松）的大甸子而得名。这幅照片是乘坐蛟河至黄松甸客车，在乌林至八家子公路段拍摄的。
如今在黄松甸的一些深山沟里，还能看到这种木克楞涂抹泥巴墙的老房子。当年我们家刚去东北时，那些草苫的半地下低矮泥巴墙马架子，和原始社会的穴居不相上下，比起这个房子来要难看得多
前河东岭所处的莽莽原始森林——张广才岭，里面许多地方是无人居住区，一直和黑龙江的大小兴安岭接壤。
如今人迹稀少的前河东岭原始森林里，一棵枝叶繁茂、30多米高的白松树。爱好登山运动的我用了两天时间徜徉在第二故乡的山岭临海里，过了一把野驴登山的瘾。
初稿于2013年秋 简约稿校对于2019年秋